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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支持项南在福建念好“山海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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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支持项南在福建念好“山海经”


1983年2月,中央安排习仲勋到南方休假。这是他平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福建。说是休假,其实也是考察福建这个改革前沿省份的工作,然后就地过春节。

2月11日,习仲勋在福建省委第一书记项南的陪同下,看望了在福州的台胞代表,视察了台江农贸市场,了解年节的市场供应情况。看到农贸市场物品丰富,他高兴地对项南说:我们就是要按中华民族的习惯,让老百姓过好年节。我们搞社会主义不是要越搞越穷,而是要越来越富裕,让人民群众吃好喝好穿好。改革开放就是我们认定的必由之路。

习仲勋支持项南在福建念好“山海经”

习仲勋(右二)在项南(右一)陪同下视察福州台江农贸市场

■试用程控电话,参观福日公司■

习仲勋得知项南要请自己参观福州的程控电话,一时颇感新鲜,问:什么叫三方通话?

项南说:这种程控电话有10个功能,其中有个功能可以三方通话。等一下您试试看就知道了。

福州率先引进程控电话,离不开项南的勇气。福建是改革开放先行省份,厦门是经济特区,也给予了“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但最终实施依然要依靠自己。

1981年2月27日,项南在省委常委吹风会上说:“改革开放,除了解放思想,就得老老实实搞基础设施,而不是一上来就招商引资。这点福建同广东是很不相同的。广州、深圳毗邻港澳,条件比福建优越得多。他们的对外开放,一上来就可以招商引资,立竿见影。福建不能这么做,做也做不通。试想,一个能源、交通、电信十分落后的省份,外商怎会有兴趣投资设厂?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埋头苦干,节省每一分钱来搞基础设施。如果厦门没有机场,厦门特区是存在不了的。问题就是这么尖锐。”

新中国成立后,福建一直被作为前哨,基础设施异常落后。如果依靠国家定计划排队上项目,不知要排到猴年马月,而最终必将坐失良机。但靠自身积累显然也不行,当时全省财政收入一年才十来亿元,拿不出多少钱搞基础建设。

项南响亮地提出:“没有基础设施,就缺乏对外开放的环境。等是等不出特区来的!我们必须自己创造奇迹。”他还说道:“我建议省委要坚决支持邮电局意见,在全国率先引进日本富士通的程控电话。”

在项南的主张下,福建省委把改造鹰厦、外福两条铁路,扩建和新建福州、厦门两个机场,修建福州、厦门两个港口,安装两套万门程控电话系统等,确定为改善基础设施的十大重点项目。

福建省邮电局先后与8家外国程控设备公司进行了17轮谈判,比较属意日本富士通公司最新的FETEX-150型程控电子交换机。当时,福州用的还是五六十年代的第一代通信交换设备,一下子从第一代跨越到国际第四代,要有远见和魄力,而那时日本富士通公司第四代通信设备还处于试用阶段。项南认为,可以冒冒风险,将福州提供给富士通作为试用基地,这样所需费用就可以大大降低。

1982年3月,这项引进工程在福州动工。经中日双方工程技术人员密切合作,8个月内完成了施工、安装和测试任务。11月27日零点,福州在全国首家开通了万门程控电话系统。

习仲勋在项南陪同下,前往福州市邮电大楼试用,要给在北京、河北的子女分别打电话。项南要了他们的电话号码,叫人一拨,很快就通了,话音清晰且音量大。习仲勋在福州与儿女三方同时通话后,喜不自禁,连说:“这个好,这个好!”

习仲勋又给广州东方宾馆总经理打电话,让项南也拿一部电话进行三方通话。当时东方宾馆经营得非常有名,项南曾要求福建的宾馆去“取经”,来一场饭店改革。经习仲勋牵线,项南借此机邀请东方宾馆负责人到福建传经送宝。

此次三方通话,给习仲勋留下了深刻印象。回京后,他在向中央书记处提交的报告中称:“我在福州参观了刚从日本引进的一套程序控制电话交换机,它有缩位拨号、呼叫等待、呼叫转移、三方通话、闹钟叫醒等多种性能……”

随后,习仲勋马上向广东推荐,叫广东也要赶快搞。这样,广东比福建大概晚两年也拥有了程控电话。

在福州,习仲勋还在项南陪同下参观了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详细了解此前那场引起中央高度关注的“福日电视”风波。

两年前,习仲勋曾率团先后访问过美国、北欧数国,领略过彩电的风采。荧屏上绚丽的色彩,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当时,作为在福建落地的全国第一家引进外资专门生产彩电的合资企业,福日公司自然格外受关注。

改革开放后,国家提出可以搞中外合资、合作或外商独资办企业,并明确写入了法律。但由于“左”的思想没清除,实际做起来又是一回事。于是,福日公司这个“新生儿”一出世就成为议论话题。

1981年6月福日公司刚刚投产,一位中央领导人在电子工业部呈送的调查报告上写下“是不是有点殖民地味道”的批语,给这家中外合资企业扣上了一顶可怕的大帽子。11月,这位领导到福日公司,提出“要争取做到零部件国产化50%以上,出口50%以上”的目标。12月上旬,一个由国家计委副主任带领的专家组突然降临福日公司,一待就是6天。调查报告虽承认福建通过合营,把一家落后电视机厂改造成了现代化企业,收获很显著,但指出日方在“诀窍费”(技术秘密费)、利润分红等方面获益过大,因而不仅给出了“不合理”“利少弊多”的结论,而且提出“要向日立提抗议”“不要怕吹,要和日立重新谈判”的要求,还断言福日公司将成为日方打进中国电视机市场的“桥头堡”。最后,专家组要福建省“认真总结一下福日的经验,尽量减少以后再犯错误”。

在这种气氛下,福日公司一时处于半停产状态。海内外怀着不同的心态注视着这家合资企业。

关键时刻,项南派出有关干部赴京汇报,并起草《关于福日公司问题的意见报告》呈送国务院。5月21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在报告上批示:“同意项南意见。”并指出,中外合资企业,凡属不违反合资法的行为,任何单位不能以任何借口予以改变。在谷牧的直接干预下,福日公司被扣押的设备和零部件始得放行。

1982年11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到福建视察,专门就这场争论发表讲话:“福日公司是中日经济合作的一个风球,即使吃亏,也要坚持办好。”

胡耀邦的话,增强了福建搞好合资企业的信心,但围绕这样一个改革开放的新生事物,争论并未因此而平息。

习仲勋在现场视察并听取相关报告后,有了自己的看法。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写道:“又如福日,因对是否应该同日方合营这个企业、同日方协议条件是否适当有不同看法,该企业现在在生产任务、物资供应和内销产品等方面都遇到许多困难……”

虽然各种非议和困难还在接踵而来,但项南对福日公司给予了真诚支持,以非凡的魄力顶住种种压力,频频与中央领导、有关部委沟通。

结合着习仲勋报告中的“仗义执言”,中央高层逐渐统一了认识:福日这一炮如打不响,合资经营就难进一步发展。《人民日报》为此发表了题为《进一步办好合资企业》的社论,力图结束这场争论。福日公司这个“风球”,再次引起举世瞩目。福日公司站稳了脚跟,对后来福建与日本的经济合作,乃至中日经济合作的顺利开展树立了良好样板。

习仲勋支持项南在福建念好“山海经”

习仲勋等在厦门大学参观鲁迅纪念馆。左起:汪志馨、齐心、项南、陆自奋、曾鸣、习仲勋

■项南大念“山海经”,习仲勋深以为然■

项南陪习仲勋到各处视察,介绍情况,汇报工作。习仲勋不时有态度鲜明的看法或指示。比如,他赞赏项南提出大念“山海经”的战略,赞同福建在水口建大水电站,同时搞小水电站,农民有钱了可以让他们自办小水电。总之,“山多不是坏事,是好事,山多水多潜力大,水可以发电”。

习仲勋不忘给福建鼓劲:“建国30多年,福建虽没有搞多少建设,工业基础差,但一张白纸可以画最美最好的图画。福建应该也可能做到后来居上。”

“妈祖的故乡湄洲湾是天然良港,把湄洲湾开发建设好,就可成为和台湾交往的大港口。”在福州听取工作汇报时,习仲勋听项南这么说,萌生了到实地调研的打算。于是,他在福州小住几天后,便在项南陪同下,跨海来到了湄洲岛。

湄洲岛与海岸之间,一湾海水北依莆田,南偎泉州,隔海与台湾相望。

1982年10月,项南听取工程技术人员的汇报,排除资金短缺和选址迟迟不定等困难,坚决要把湄洲湾建成中国南方大型综合性多功能深水港,并在此建核电站(另一个选择地在惠安)。他为建核电站一事,出面与美国方面谈判,只需花大亚湾核电站设备价格的1/4就可以引进,而且只需稍加改造即可使用,原料也容易解决。为此,大凡有相关的中央领导人来,项南都少不了“请命”,也因此请来习仲勋实地考察。

这天,湄洲湾烟波浩渺,海风徐吹,船只穿梭,汽笛悠扬,令人眼界和心境为之一宽。让习仲勋更感兴趣的,还是项南的汇报:肖厝港水深港阔,常年风平浪静,不冻不淤。港外有湄洲岛、盘屿、横屿三重屏障,可抵御台风大浪,是个天然良港……

对项南念起的“山海经”,习仲勋听得认真,频频点头。

习仲勋在向中央书记处提交的《关于福建见闻的报告》中写道:“项南同志还特别提到,要积极开发建设湄洲湾海港。经邀请全国八十位专家实地考察后认为,这是一天然良港……”

习仲勋的报告起到何等作用,无从量化,但1983年下半年后,福建增加了不少项目和国家配套资金,厦门感光厂、华能电厂、湄洲湾炼油厂等陆续获得批准立项,久拖不决的水口水电站也成功立项。

历史知情人、曾任莆田市政协主席的林文豪说:“大念‘山海经’改变了福建经济的整体布局,为福建经济的腾飞打下坚实的基础。而这‘山海经’中的‘海’,重头戏就是开发湄洲湾。直到项南提出大念‘山海经’,湄洲湾才迎来了真正的崛起和辉煌。”

湄洲湾大港口在10年后成为世界级的石化基地时,项南虽已离开福建,但闻讯后依旧兴奋无比,还不忘将这一好消息告诉习仲勋。

习仲勋支持项南在福建念好“山海经”

今日湄洲湾港口一角

■习仲勋热情洋溢地肯定项南和福建的工作■

习仲勋入闽,听取了省委和沿途考察地区干部的情况汇报。此时,福建省领导干部新老交替工作已基本完成。

项南历来认为,不能只从党政机关、领导身边工作人员中挑选干部,而应当打破地域、行业、身份界限,到整体工作比较突出以及能在艰苦环境中创造业绩的人群中去发现人才。他一直主张大胆选拔那些锐意改革、懂得政策、年富力强的开拓型干部,充实和加强各级党政机关和科研机构的领导班子。

习仲勋赞同项南的选人用人主张,并对福建省的干部状况、省地市的新老班子交替问题有过专门谈话:“对青年人,把担子放在他们身上才能锻炼出来,不压担子,永远也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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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2月17日,习仲勋在厦门宾馆接见厦门市领导班子时说:“福建的工作是好的,思想是解放的,步子是稳妥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中央是满意的。”“福建是个很好的地方,厦门在福建地区算是一颗明珠。整个福建,包括特区,正处在一个开创时期,潜力大得很呀!”

做好改革开放,首先在干部。习仲勋强调干部要年轻化。

习仲勋还就如何培养年轻干部提出要求:“从今年开始,各省、市、自治区每年都要从大学毕业生中挑选一批,不是让他们坐机关,而是让他们下去,到一个公社去,到一个大队去,到一个工厂去,锻炼几年,然后逐步地择优选拔到各级领导岗位上来。”

在京和入闽期间,习仲勋了解到福建某些干部中存在一些不良风气。他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人就是不爱听别人批评,一批评就说你跟我过不去。人家能过去,你为什么过不去呢?毛病多的人都过得去,你为什么过不去?我们大家都是为了党的事业、人民的事业嘛!犯错误的同志只要能知错认错,认错改错就好,哪有什么个人恩怨呢?还有什么问题过不去的?要学会这个本领,这样党内就好啦,有这个风气就好啦!今后要解疙瘩。”

项南指出:“仲勋同志讲的意见也就是中央的意见,我们要很好地学习和贯彻。省地市现在都处在新老交替的过程,又遇到一个改革的任务,要更加注意团结,团结才能打开局面。搞改革,一要坚决,二要稳当。”

习仲勋感到,福建完成了新老班子的交替,省委班子是团结的,思想解放,措施得力,在经济建设方面是有成绩的。因此,他在向中央书记处呈交的《关于福建见闻的报告》中说:“关于省地市机构改革,省委抓得紧,抓得稳。他们配备领导班子的原则是:‘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光明正大,公道正派。’由于指导思想正确,所以效果较好。大家对新的省委领导班子是满意的。”

在厦门期间,项南专门陪同习仲勋视察了湖里加工区、厦门港口、厦门大学等地。习仲勋看到,在项南领导下,厦门经济特区建设抓得很紧,已呈现出喜人景象。

习仲勋问及国家有关部门对福建的支持时,项南坦率地说,福建不少项目难以在国家计委那里立项,更别说挤进国家的大项目盘子。向科威特贷款建设的厦门国际机场都要准备试航了,却还没有列入国家计委的计划。习仲勋后来也将这一情况写进了给中央的报告:“以年利三厘五、二十年归还(届时还可缓期三年)的优惠条件,从科威特贷款二千一百五十万美元兴建的厦门国际机场预定今年正式试航,但此重要工程至今还是‘没有列入国家计委的计划’。”

习仲勋认真听取了项南关于把厦门特区由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的设想,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鼓励福建继续找机会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反映。

习仲勋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这样评价项南:“项南同志到福建主持工作以来,省委领导思想解放,工作稳当,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采取了正确的方针,团结了各方面同志,地方和军队的关系也很融洽;对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和开创厦门特区抓得很紧,摸索了一些经验;打击严重经济犯罪活动成绩显著,基本上刹住了猖獗一时的走私贩私活动……”

习仲勋支持项南在福建念好“山海经”

1982年1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右三)在项南(右一)陪同下视察厦门

■习仲勋的“福建见闻”,受到胡耀邦重视■

武夷山是习仲勋福建之行的最后一站。项南如此安排也有深意,是想借机宣传武夷山。此前,他曾陪同谷牧等领导人上过武夷山。

可以说,项南是提出保护武夷山,并把这座名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他上任伊始,就到此调研,要求撤走三个国营伐木场,之后积极向国家申报,使当时知名度还不是很高的武夷山,于1982年11月被列入全国第一批风景名胜区名录。他还请一批港澳记者到武夷山“游山玩水”,借他们之笔向海外宣传。“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武夷山,渐渐向世人撩开了神秘的面纱。

习仲勋一行到武夷山时,那里下起了雪,但皑皑白雪没能阻挡他们坐竹筏顺九曲溪而下的兴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提出要在“两油(游)”(石油和旅游)上做出大文章。第三次复出不久,他就在有关专家关于保护武夷山自然环境的信中批示“请福建省委采取有力措施”。1979年4月,福建省武夷山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两个月后被国务院批准为中国第一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但在这个自然保护区范围之外,刀砍斧劈之声每天照旧。项南请习仲勋上山,既为考察旅游事业,也为解决这一问题而来。

调研中,武夷山开发与保护、风景区管理局与地方及群众之间存在的有关矛盾暴露了出来。习仲勋认为,之所以产生这些矛盾,最主要的是没有处理好国家、集体和个人三方面的关系。他要求福建省委妥善解决。

当着习仲勋的面,项南很快开出了“药方”:武夷山风景管理局的同志不要只想到一个“公”字,社队同志不要只想到一个“农”字。双方要共同努力做到“旅游事业年年发展,社员生活步步提高”,既要坚决制止烧山毁林,又要为社员群众开发新的致富之路。

习仲勋表示赞同,答应回京后专门向中央报告,商量解决武夷山开发和保护的有关政策问题。项南表示,将尽快派一位副省长率有关部门负责人来武夷山区,帮助当地研究解决有关问题。

一路走来,习仲勋的饮食十分简单,以面食为主,都是和工作人员一起用餐,在厦门南普陀寺还吃了斋饭。习仲勋不抽烟,不好酒,没有一点架子。项南和他交流起来也格外坦率,由此谈及1982年中央出台的50号文件。

该文件对特区的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作了规定:凡1亿元以上的项目,应报省政府审核后转报国务院审批;轻工业3000万元以上、重工业5000万元以上的项目,要经省审核后转报国家计委审批。项南认为这个规定太死,不利于特区发展。他向习仲勋提议,对华侨、港商和外商投资或同中方合营的建设项目,可否将此规定改为按三种情况处理:一、产品如全部外销,由特区批准;二、产品大部如50%外销的,由省里批准;三、产品大部如70%以上内销的,按原规定程序批准。

习仲勋认真听完,若有所思。回京后,他在向中央的报告中称:“我和地方同志交谈中都感到,在领导经济建设上,今后哪些必须由中央集中管理,抓住不放,哪些可以放手让省市去办,以及如何改革计划工作等,确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在10余天的视察中,项南和福建的工作给习仲勋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看到,省委对1983年中央1号文件传达及时,贯彻到位,该文件“在广大群众和干部中广为传播,如同春风拂面,人人感到清新、振奋、鼓舞。今年春耕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习仲勋对福建的工作予以肯定,认为福建经济建设有成就,已经克服了种种困难,在改革开放方面有明显进展。

习仲勋带着对福建与项南的美好期待回京后,很快就向中央书记处呈送了《关于福建见闻的报告》,结合项南的反映和请求,不失时机地替福建,也替项南呼吁:“在执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中,在试办特区中,特别是同华侨、港商和外商谈判中,需要的是时效和决断,但现在上下左右间交涉和办理事情,往往受到现行体制的限制和官僚主义的影响,拖拉扯皮,困难重重。有些需请有关方面给以支持和帮助的事情,有的以‘福建实行特殊和灵活措施’为由一推了之,有的又以‘不符合国家的统一规定’而否定福建应有的特殊性。有些事情就这样坐失良机,或者无法顺利进行。”

习仲勋的《关于福建见闻的报告》,经胡耀邦批示,成为中央书记处的参阅文件,有助于中央书记处了解福建的工作情况。

1984年2月,邓小平视察厦门特区时,项南再次请求将厦门特区从2.5平方公里扩大到全岛,得到邓小平肯定。项南以为,在“小平同志下达了起飞的命令”后,改革开放可以不受干扰了,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干得越起劲,越有声势,各种干扰就越是不消停。

项南承受着巨大压力,仍风雨不歇,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抵制种种干扰,以坚韧不拔的毅力维持福建良好的发展势头,不遗余力地推进改革开放。

1985年4月底,项南在福建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福建省政协五届三次会议的党员会上,有的放矢地说:“我们既然要改革,就得准备挨骂。改革也是一场革命,肯定是有人赞成,有人反对的。反对的人要骂你,怎么办?我们就硬着头皮让他骂,他骂了半年、一年,我们的情况改变了,经济也搞活了,他就不骂了,可能还要赞扬你们,说还是你有眼光。”

他坚定地表示:“今天中国的经济不改革是没有出路的,非改革不可;而改革是一定会有阻力的。我们不要听到人家一批评,就缩回来。”

“对于改革,一个是坚定不移,一个是慎重初战,一个是务求必胜。这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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